陳儀在台灣二二八慘案時，擔任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的行政長官兼警備總司令。二二八發生後，1947年3月6日晚間8時，陳儀向全台灣民眾廣播：「中華民族最大的德性，就是寛大，不以怨報怨。我們對於本省自己的同胞，難道還會不發揮寛大的美德嗎？…言而有信，我的話完全負責。」陳儀是公然欺騙台灣人民。事實上，他在3月2日就已開始向蔣介石請兵，隔天7日更發電報給蔣介石：「目前我因限於武力，十分容忍，第二十一師到達後，當收斧亂之效。」他承認暫時誆騙台灣人，等援軍到，即將對台灣人大開殺戒。這位中國官員既欺詐又殘酷，是造成二二八慘案的最大殺人魔。

趨炎附勢，一再背叛

陳儀（字公俠，後改公洽）浙江紹興人，生於1883年， 在二十四歲進入日本士官學校讀書，於1908年底回到中國，擔任清朝陸軍部二等課員。1911年10月辛亥武昌起義後，各省紛紛獨立，同年12月29日十七省代表公推孫文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陳儀是浙江省四位代表之一。陳儀從一個清兵，轉成反抗清朝。

袁世凱很快擠掉孫文，於1912年3月10日擔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隔年10月10日成為首任大總統。1914年5月陳儀借著日本士校學長的關係，在袁氏的統率辦事處擔任軍事參議。1915年8月陳儀竟然參與連署，擁護袁世凱稱帝，建立中華帝國。陳儀背叛中華民國，不再支持孫文推翻清朝帝制、建立共和國的初衷，足見陳儀趨炎附勢的卑鄙性格。

1916年6月6日袁世凱病逝，隔年陳儀去日本，自稱去讀日本陸軍大學，但有日本人指出這種說法是假的。陳儀回國，在上海經商，創辦裕華墾殖。不久後，改任絲綢銀行總經理，並經營錢莊，但是陳儀在商業界無甚表現。〔1〕陳儀早已結婚，1922年到日本為張謇調頭寸時， 遇到藝妓古月好子，為她取中文名陳月芳。古月好子說：「那時我剛從女學校（女子中學）畢業，他就要和我結婚，帶我到中國去，最初我全不贊成，婚後他說短暫回中

國以後，便來日本做駐日武官。」［2］顯然陳儀哄騙她，讓她同意嫁到中國來。不知陳儀有沒有透露他已婚？

1924年軍閥盧永祥組織浙江邊防軍，任命陳儀為浙江邊防司令，陳儀棄商，回到久違八年的軍事舞台。陳儀竟然背叛盧永祥，讓孫傳芳的軍隊很快從閩浙邊界進入杭州。孫傳芳獎賞陳儀，封他為第一師師長，後升為徐州衛戍總司令。1926年10月陳儀為孫傳芳所器重，更被封為浙江省長。那時蔣介石率領國民革命軍北伐，節節勝利。陳儀見風轉舵，竟然背叛孫傳芳，私通國民革命軍，並提供條件：「浙江省如能逐孫，則國民革命軍不再進軍。」遭孫傳芳知悉，先下手為強，派軍隊進入杭州，把陳儀軟禁起來。〔3〕

1927年1月得到同在孫傳芳陣營的蔣百里和劉宗紀等人的援救，陳儀才被釋放，旋被蔣介石任命為江北宣撫使，收拾孫之殘部，惟陳並未就職。陳儀如何幫助北伐軍進入上海，可看美國方面有關陳儀的情報：「一方面出賣他的同僚孫傳芳將軍，另一方面，據傳，他已巴結了上海地下組織的流氓頭子們，以圖平靜進軍上海城。於是蔣軍不遭抵抗，即進入了上海『後門』的浙江省。」〔4〕從此幫會勢力和中國國民黨打成一片，官匪一家親了。陳儀在台灣也運作地痞流氓，尤其在二二八期間成立的忠義服務隊更是。由於陳儀和蔣介石同是浙江人，也都由日本士官學校畢業，但蔣晚兩年，因此陳儀很得蔣介石的重用。陳儀在1928年被蔣介石派去德國做軍事考察，回來出任兵工署署長，後升為軍政部政務次長。

治理福建，民不聊生

1934年陳儀出任福建省主席，隔年來台灣考察及參加日本在台灣「始政四十年」的慶祝博覧會。中國在甲午戰爭慘被日本打敗，而割讓台灣給日本，這是中國的國恥，陳儀卻不知恥，竟來祝賀日本統治台灣四十周年。陳儀盛讚日本在台灣建設的進步，並羡稱台灣人的生活很幸福。考察團回福建之後，出版一冊〈台灣視察報告〉，對日本人的治台政績頗多肯定。〔5］沒想到二次大戰以後，台灣的經濟卻被陳儀搞垮。

陳儀上日本的士官學校，娶日本藝妓為妾，而且去日本好幾次，蔣介石也幾次經由陳儀和日本政府溝通，陳儀是有名的親日派。日本駐福建的總領事甚

至說：「福建主席陳儀千萬不要換，因為陳儀服從日本人的命令，比日本派個主席還服從。」陳儀是一個典型「欺軟怕硬」的中國人。［6］

陳儀當福建省主席用人有攀親帶故的惡習。他用沈銘訓（號仲久）為顧問，因為他是陳儀元配沈蕙的堂弟，同是紹興人。知名報人葉明勳評論說：「他（指陳儀）在這方面無可挽回而鑄成大錯的，莫過於過份信賴沈仲九，為自己種下殺身的禍根。沈為思想左傾以無政府主義自詡的人物。陳公俠從福建到台灣，以至後來的浙江，對他無不言聽計從，竉信有加。…其人為一典型的紹興師爺，亦頗似古代弄權誤國的宦官之流。」［7］事實上，沈為共産黨員，後來安排陳儀投共。

沈銘訓雖以無政府主義的信徒自居，但一有了權力，卻採用「統制」手段，於1940年向陳儀建議設立福建省的「公沽局」，即公賣局，該局獨占糧食買賣。當產銷和配給的管理出問題，就衍生米荒、黑市等嚴重問題。陳儀在福建的統制經濟還有省營事業、貿易公司、福建省銀行、運輸等等，一應俱全。其結果就如新加坡華僑陳嘉庚所批評:「其述閩省統制運輸，致阻礙交通、百物昂貴、民不聊生。」〔8〕

接收台灣，貪官污吏，物價飛漲

雖然陳儀治閩如此糜爛，蔣介石仍然提拔他為行政院秘書長，1941年11月到重慶上任。大戰末期1944年4月在中央設計局內成立「台灣調查委員會」，陳儀擔任主任委員，統籌規劃接收台灣事宜。陳儀主張黨政軍統一的接收方式及實施國有公營的政策，並被納入「台灣接管計劃綱要」，台灣注定遭遇閩政的覆轍。同年12月也成立「中央訓練團台灣行政幹部訓練班」，由陳儀擔任班主任，培養將來接收台灣的幹部。1930年連橫寫〈新阿片政策謳歌論〉，大大讚揚日本在台灣的鴉片政策。連橫不見容於台灣人民，所以偕同兒子連震東到中國另謀發展，連震東也就上過這訓練班。

日本投降後，陳儀於1945年10月24日飛抵台北，10月25日依照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元帥發佈的〈一般命令第一號〉規定，陳儀代表盟軍接受在台日軍第十方面軍的投降，接收台灣。陳儀帶來一大批接收人員，豈料這些人

是來劫收的！陳儀到台灣僅一年四個月就把台灣治理得亂七八糟、物價飛漲、怨聲載道，以致發生二二八抗暴。他治理台灣的主要問題如下：

1. 統制經濟導致物價飛漲

陳儀首先將從日本人接收二百三十七家公私企業納入長官公署所屬的二十七家公司來經營。也把一大堆物資都納入專賣制度，包含酒、菸、糖、鹽、石炭、火柴、樟腦等等。設置貿易局掌控可以賺錢的出口產品，種類包括米、糖、鹽、鳳梨、漁產、樟腦、石炭、煤油、紙、水泥、鋁、硫磺、硫酸等，壟斷全島農工產品的的產銷和輸出 。中國來的接收人員取代有經驗的台灣職員，外行領導內行，貪污舞弊，甚至拆下機器，私賣去中國。設立台灣銀行，逃避中央的管控，無控制地發行台幣。也不讓其他中國的銀行來台灣，由於公營事業借去大部分銀行的貸款，台灣中小企業困難經營。

陳儀的統制經濟導致生產大跌、人民失業、通貨膨脹、物資短缺等嚴重問題。從1946年1月至1947年2月陳儀治理下的短短十三個月間，米漲價4.83倍，麵粉5.48倍，豬肉3.21倍，白糖22.33倍，鹽7.10倍，陰丹布6.00倍等。一般人民多已無力購買米糧，只好改吃蕃薯、雜糧或地瓜葉。報紙也一再報導「飢民僵斃路上」、「無米為炊，全家自縊」、「高雄餓莩倒斃街頭」等慘絕人寰的悲劇。

2. 把台灣當成次殖民地

不像中國其他地區成立省政府，蔣介石在台灣竟設立「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集行政、立法、司法、軍事、特務於一身的集權式統治。由於蔣介石把台灣當成戰利品及歧視台灣人，故採用這種不民主的新殖民體制－長官公署。

在大戰以後的和平時期，一個魚米之鄉的台灣竟然在短期間內變成嚴重缺糧，主要原因就是陳儀掠奪台灣的糧食去符合蔣介石的內戰需求，導致物價飛漲，民不聊生。當時的情況比日治時代糟糕很多，所歡迎的王師竟是一群土匪強盜。台灣民智已開，期待言論自由和政治民主。二二八處理委員會的四十二條要求，主要是爭取地方自治及由台灣人治理台灣。沒想到回歸祖國，變成次殖民地，當然民怨沖天，導致二二八的衝突。

3. 中國人佔盡高位，歧視台灣人

1945年底，長官公署上層官員清一色為外省籍人士，二十一名首長中，僅有教育處副處長宋斐如為台灣人。「即使是日據時代 ，台人在總督府內擔任奏任（相當於薦任）級以上的高等官也有17人」， 況且宋斐如還是一個半山 。〔9〕全台十七個縣市長中，只四人為台灣人，這些台灣人也都是從中國回來的半山。簡任及以上的高級官員外省籍佔百分之九十九點二；薦任的中級官員外省籍佔九十三點四。

「台中法院之大部分職員，則清一色為該院長之親戚，…佔全法院約五十人之過半數。」「花蓮港監獄長之岳父任該監獄之教誨師，其妻舅亦任職獄內。」像這種濫竽充數，牽親引戚的例子，不勝枚舉，讓台灣人憤憤不平。 到1946年10月為止，有近一萬九千名台籍文官因裁員而失去工作，卻新聘近萬名外省籍人員。［10］陳儀嚴重歧視和壓制在台灣的本土人士，增加省籍的對立。

4. 貪官污吏，營私舞弊

台糖公司由日本官方和民間製糖會社所接收的十五萬噸白糖，陳儀交給貿易局，運到上海出售，販賣所得被陳儀和四大家族（孔祥熙、宋子文、蔣介石、陳果夫、陳立夫）等分贜殆盡。王添灯在省參議會質詢專賣局長任維鈞說：「你知不知道專賣局報銷七十公斤鴉片這件事？」該局長竟然回答：「聽說是給白蟻吃掉了。」如此公然說謊，嘆為觀止！陳儀在福建的老幹部台北縣長陸桂祥變賣敵產物資，被人檢舉貪污。他更找人放火，把縣府會計室和稅捐徵收處燒得精光。類似貪污不法事例，層出不窮。［11］

劉文島奉國防最高委員會之命率領「中央清查團」到台灣調查 ，從1946年7月考察四十多天 ，發現貿易局長于百溪及專賣局長任維鈞貪污證據確實，遂備公文附證據，移長官公署辦理。陳儀卻遲遲不做處理，直到 劉文島在上海發表談話指責，于、任二人才被移送法院。當法院將兩人拘捕，長官公署反而替他們說話 ，謂未辦移交不能拘捕 ，于、任因而得以具保釋放。陳儀更寫信迫使法院檢察官不准起訴 。」［12］陳儀包庇下屬及縱容貪官，因此營私舞弊愈來愈嚴重。

「陳儀最後治台失敗， 固由於台灣人民無法接受另一個類似日本殖民政府的集權統治與經濟擠壓， 更因為這一交集所建立起來的特殊政治經濟體制，提供派系腐化一個很好的機制。」〔13〕陳儀所派接收官員要的是「五子登科」，亦即金子、房子、車子、女子、位子。陳儀手下大將包括長官公署秘書長葛敬恩、工礦處長包可永、財政處長嚴家淦、民政處長周一鶚，則因都是貪汚要錢，而被台灣人稱之為「四凶」。民報在台灣「光復」一年的社論說：「重新相逢的祖國，是使我們失望得很，祖國的政治文化落後，並不使我們傷心，最使我們激憤的，是貪污舞弊，無廉無恥。」在短短不到一年半的時間，陳儀竟然把台灣治理得民不聊生、怨聲載道、憤恨不平，台灣人不得不起來抵抗暴政，導致二二八慘案的發生。

二二八爆發，陳儀一再請兵

陳儀的公賣局查緝員竟然配槍。在1947年2月27日晚，查緝員以手槍槍柄敲擊賣煙婦林江邁頭部，以致頭破血流。圍觀群眾極為氣憤，查緝員又開槍殺死看熱鬧的陳文溪。群眾要求警察局和憲兵隊把傷害人命的元兇緝捕處理，但未獲結果，因此隔天2月28日大家集結遊行。下午1時群眾敲鑼打鼓來到長官公署（現今的行政院）要向陳儀請願，要求懲辦兇手，撤銷專賣局，衛兵竟然開槍，結果殺死二人傷四人。不過海軍台北辦事處則報導：「被衛兵擊斃八、九人。」［14］民眾更為憤慨 ，在下午佔據廣播電台向全島廣播，於是全島起來抗暴。陳儀用高壓及殘酷的手段對付台灣人，當然會有強烈的反彈。

二二八發生前不久，1947 年 2 月 10 日蔣介石就已下令陳儀：「據報共黨份子已潛入台灣漸起作用，此事應嚴加防制，勿令其有一個細胞遺禍將來。台灣不比內地，軍政長官自可權宜處置也。」〔15〕。2 月 28日下午6時陳儀宣佈台北市臨時戒嚴，也電告蔣介石群眾示威的情況。陳儀的侍衛舒桃那時專責文件收發，於 1995 年 3 月 2 日作證說，隔天蔣介石立即回電，命令陳儀「格殺勿論」及「可錯殺一百，不可錯放一人」〔16〕。陳儀倚仗如此的授權和命令，就胡作非為，大開殺戒了。

陳儀宣布台北市戒嚴後，出動軍警鎮壓人民。消息傳開，台灣全省各地均發生民眾反抗，響應台北之行動。至此一年多來，因陳儀政府貪腐失政所累積的龐大民怨爆發了，由台北市而起，全台響應反抗政府，各地發生軍民衝突及把氣出在外省人身上。3月1日下午5時，陳儀看到台灣人民羣情憤慨，愈演愈烈，他不得不向全台廣播，希望疏解民怨，而宣布：一、懲凶；二、撫恤傷亡；三、今晚12時起解除戒嚴，禁止罷工、罷課、罷市、集會遊行。陳儀雖如此廣播，他卻秘密召集手下商議對策，一方面向南京請求派軍隊到台灣，另一方面調台南、鳳山部隊北上增援。

陳儀立即於3月2日發電報向蔣介石請兵：「目前情勢非有相當兵力，恐難徹底弭平。現台灣僅憲兵兩營及一特務營，至第廿一師只到一獨立團及工兵營。本省軍用倉庫甚多，易為奸匪奪取，亦需相當兵力守備。現正電請陳總長迅調素質優良之步兵一旅，至少先派一團來台灣，可肅清奸匪。」這是陳儀故意低報兵力在5、6千人。事實上，那時在台灣的軍人總數有26,850名，其中戰鬥兵力至少在1萬5千名至2萬名。〔17］

陳儀在3月4日公告說：「市區秩序已漸平穩，自4日起照常恢復交通營業。」這樣的公告讓台灣人覺得好像已經平靜下來，沒想到全面的鎮壓即將來到。陳儀背後又向蔣介石請求加派兩師軍隊來台灣鎮壓。3月6日陳儀寫一封長達十頁的報吿，本要由國民黨台灣省黨部李翼中主委於當天攜帶給蔣介石，但因那天沒有飛機，改在7日飛去南京。這信向蔣介石再度請兵：「可知其決非普通民眾運動可比，顯係有計劃有組織的叛亂行為。」、「對於奸黨亂徒，須以武力消滅，不能容其存在。…台灣至少須有紀律嚴明，武器精良之國軍兩師，派大員主持。」及「職以為，職到台灣以後，如對於日本時代御用紳士等，徹底剪除，一面台灣兵力比較雄厚，此次事情不至擴大至此。」這次二二八的抗暴是各地臨時響應，陳儀卻誇張為「有計劃有組織的叛亂行為」。陳儀已經宣稱「須以武力消滅，不能容其存在」，亦即要向抗爭的民眾進行大屠殺，也要「徹底剪除」接受日本教育的台灣人。〔18〕

3月7日陳儀更連發兩份電報給蔣介石，誇大台灣的嚴重性：「實際反動分子正在利用政府武力單薄之時機，加緊準備實力，一有機會隨時爆發，造成恐怖局面。如無強大武力鎮壓制裁，事變之演成未可逆料。仍乞照前電所請，除第二十一師全部開來外，至少再加派一旅來台。」及「目前我因限於武力，十分容忍，二十一師到達後，當收斧亂之效。」［19］陳儀明言，在第二十一師到達後，要屠殺報復了。

3月11日陳儀再報告：「第二十一師師部及436、438兩團已完全到達。俟其餘兩團到後，全省治安即可恢復，並擬徹底清除奸黨倭奴禍根。」［20］陳儀把受過日本教育的台灣人當做「倭奴禍根」，計畫進行「徹底清除」的殺害。

可以看出陳儀一再誇大暴動的嚴重性，並一再急電請兵，要求至少派兩師的軍隊來台灣。國防部長白崇禧3月17日中午抵達台北，很快就瞭解台灣跟本沒有大的反抗力量，當晚就發電報給蔣介石，不要再派兵了。

獲知援軍即將到達，彭孟緝和陳儀開始鎮壓

在接到3月2日陳儀的電報，隔天3月3日蔣介石立即命令江蘇崑山的駐軍「開台平亂」，且於3月5日通知陳儀：「已派步兵一團並派憲兵一營，勿念」。依照蔣介石的指示，參謀總長陳誠也在3月5日報告，已完成派兵的工作：「已令廿一師劉師長率師部及一四六旅之一個團即開基隆」、「著憲兵第四團駐福州之第三營即開台灣歸制」及「著憲兵廿一團駐福州之一個營即開基隆」。［21］

蔣介石更於3月8、9日連續兩天召見第二十一師師長劉雨卿，親自指導如何鎮壓台灣人。［22］3月9日下午劉雨卿由南京乘專機飛抵台灣，旋即晉見陳儀，轉達蔣介石必須「面詳一切」的交代，很可能是鎮壓台灣人的秘密指令。［23］

既然知道援軍即將由中國抵達，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先在高雄展開屠殺。3月6日下午2時軍隊開向高雄火車站及高雄中學，另外的部隊向高雄市政府及憲兵隊部攻擊前進。軍隊到達高雄火車站，民眾趕緊跑到月台的地下道躲藏，地下道內擠得滿滿約三、四百人， 一下子槍聲大作，未躲進地下道者都被打死。士兵並將地下道兩端堵住，對地下道射擊，打死很多人。為了要殺高雄中學的學生，在下午6點左右用六零迫擊炮射向雄中建築物，隔天上午更調來兩門美式八一迫擊砲來支援，要塞司令部也調來一門要塞炮。3月21

日就來台灣調查的監察委員何漢文指出：「據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對我說：『從3月2日到13日， 高雄市在武裝暴動中被擊斃的暴民，大約在2,500人以上 。』彭孟緝因為殺人如麻，濫殺無辜，在民間得到『高雄屠夫』的惡名 。」［24］

為了在整編第二十一師抵達前掌握狀況，陳儀在3月8日發動了全台之鎮壓。當天下午2時基隆就開始殺人，此時由中國來的黨軍尚未上岸。據外國人見證的基隆鎮壓為 ： 「 3月8日下午基隆外國商人被碼頭傳來機關槍聲嚇到了， 槍聲越來越響，很快沿著道路進入市區。」英國領事館人員也指出 ：「3月8日下午2時起，國民黨軍以來福槍與自動武器盲目掃射，持續了兩個小時 。」〔25〕

台北的恐怖鎮壓是在8日晚間開始。陳儀為了在3月9日展開的報復性屠殺找藉口，製造了「圓山事件」。位在圓山現場的海軍台北辦事處報告：「8日奉警總部令，為重整台北警備部署，大直明治橋、圓山各據點為第一警備區。明治橋由海軍辦事處派兵佔領封鎖，如遇暴徒襲擊，需匐力死守待援。」柯遠芬在 3月7日的日記稱：他原打算在9日晚進行戒嚴 ，卻提前在8日晚實施， 「而且 一切準備均要在明（8）日完畢，命令一定要先下達，只要信號一到，即照計劃實施。」〔26〕柯遠芬竟然預先計劃，把圓山設為第一警備區，只要接到信號，就可依計行事。湊巧的是當晚果真發生「圓山事件」。3月8日晚上10時30分陳儀也下令攻擊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一時之間槍聲大作，與會者或遭捕殺或開槍反擊，場面混亂不已。〔27〕

3月9日警備總部參謀長柯遠芬就廣播稱：「昨夜有奸匪暴徒數千名武裝進攻圓山倉庫…雖經國軍趕到擊退，但從9日起，台北基隆一律宣佈戒嚴。」中央社也發布新聞稿表示「亦有暴徒分組發動攻勢，昨夜10時半圓山海軍辦事處首被襲擊，其他暴徒則分別攻擊供應局倉庫、警備總司令部、陸軍、警察及公署，頓時步槍、機關槍及手榴彈聲大作，約歷一小時。柯遠芬根本在說謊，哪裡有數千名武裝暴徒？他的廣播是用來製造戒嚴及屠殺台灣人民的藉囗， 因為在他所提到的連串地方，並沒有留下戰鬥的痕跡，國民黨軍隊也沒有人受傷或死亡。

3月9日， 柯遠芬就帶監察院閩台監察使楊亮功到圓山陸軍倉庫前面的廣場視察現場。柯遠芬表示，現場的遺體大多是屬於遭國民革命軍擊斃的暴動反抗者。不過楊亮功卻對隨從人員說，死者均是十八、十九歲的中學生，且附近亦無戰鬥跡象。〔28］台灣民間認為，實際上這是「假戰鬥，真殺人的事件」，製造再戒嚴的口實。楊亮功也曾批評，柯遠芬在事件中「違法殺人作惡」。柯遠芬在綏靖清鄉會議上曾說：「寧可枉殺九十九個，只要殺死一個真的就可以」，並引用列寧的話說「對敵人寬大，就是對自己殘酷」；而且柯的日記〈事變十日記〉充份流露出他的狡詐及嗜殺的心態。〔29〕

忠義服務隊是由保密局台灣站站長林頂立，得到陳儀許可而設立的。其副總隊長廖德雄作證說：「當他獲悉國軍可能上岸的消息後，3月7日即通令解散青年學生所組成的忠義服務隊。在3月8日時，仍有延平派出所及民生路的派出所約一百多名學生尚未撤離，直到該晚10時，一百多名住在士林、北投的學生才集合準備回家。我從一名住在士林的當事者（姓蔡）口中得知，他們走到圓山車站、圓山動物園附近時，卻遭到陳儀的軍隊（非由大陸來台之軍隊）開槍掃射，當場打死了五十多名學生，其中有的是重傷而死，有幾個學生為射躲避軍隊掃射跳入基隆河而死。」〔30〕

台灣發生二二八時，許多台灣各地的熱血青年都紛紛自動參與維護家鄉治安的工作。當時在台北唸書的青年學生數百位，包括建國中學、成功中學、泰北中學、第三高女（今台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靜修女中、開南商工、台北商業學校、台北工業學校、延平學院等校學生。在他們熱心參與「台北市忠義服務隊」工作時，卻遭受陳儀設計陷害，而被集體屠殺，並陳屍於圓山陸軍倉庫前的廣場。在中山堂處理委員會辦事的數十名青年學生也被捕槍斃。在鐵路管理委員會裡面辦事的三十餘人也被陳儀的手下從三層樓上擲下，頭破骨折、血肉狼籍。沒有跌死的也被捕上刺刀刺死，無一倖免。

援軍到達，陳儀展開報復性大屠殺

3月8日自福州開出的海平輪由基隆進港，帶來憲兵第四團的兩個營及閩台監察使楊亮功，奉警備總司令陳儀的命令，在當天晚上11時開始夕登陸鎮壓。〔31〕軍艦還沒靠港，就用機關槍掃射岸上的台灣人，從此展開四晝夜的無情大屠殺，台灣人無緣無故而死傷者不計其數，街頭巷尾盡是鮮紅的血，糢糊的肉。

3月9日下午6時更多的第二十一師軍隊乘太康輪氣勢洶湧地登陸基隆；3月12日上午7時海湘輪從福建載憲兵第二十團之一個營到達基隆；同日下午1時台安輪從上海載第二十一師一四六旅旅部及直屬部隊也抵達基隆。〔32〕海軍總部也加派軍艦，於3月13日抵達基隆的有中海、中程等艦；左營方面，3月13日美頌、美樂兩艦，自廣州開抵，以及3月19日駛抵的太平艦。這些軍艦也來增援台灣的鎮壓工作。〔33〕

3月9日上午6時，陳儀根據蔣介石的電令：「斷然戒嚴，制止動亂」，在第二十一師抵台後，再次宣布全省戒嚴，軍、警、特展開無情的屠殺。［34］陳儀要求軍隊「不斷武裝巡邏鎮壓」，這就是為什麼台灣街頭槍聲依然不斷，不絕於耳的原因。中國來的士兵們說：「台灣人不承認是中國人，他們殺死中國人太多了，上頭准許我們來殺他們，這幾天來，殺得真痛快！還得再殺，殺光了，看他們還能造反不成？」〔35〕當時參加「學生軍」的葉紀東描述他在台北市走過的一個路徑，從大稻埕、艋舺、南門到古亭町， 一路上看到的「盡是大屠殺後的人間慘狀 ，幾乎每隔幾步就是一具橫死的屍體。」［36〕陳儀的軍隊展開全面性、無預告、無差別的殺戮，以造成人民極大恐怖為目的。

文匯報在3月23日的〈台灣的動亂〉報導：「 9號、10號兩天便一變而為本省民眾的恐怖世界了。當局大肆捕人，大捉那些領導者。 有些軍隊在上海開發時，是聽到了台灣的外省人已被殺死多少，甚或是殺完了這些消息的，因此更鼔足『殺心』來放槍，很有點『格殺勿論』，征服異邦的神氣。 因此善良的本省老百姓，自然有很多無辜遭害的。」〔37 〕。

美國副領事葛超智他寫了一本書〈台灣對抗危機（The Taiwan Confrontation Crisis ）〉，他見證說：「在3月跟4月的時候，沒有人知道多少台灣人失掉生命或被關進監牢。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UNRRA）綜合台灣各地的報告，保守估計至少有一萬人受害。…有一個令人難過的日子，美國新聞處處長和

副領事乘吉普車經過一長龍的年輕台灣人，繩子把他們腰部跟腰部串在一起，被國民黨軍隊押著要往河邊去，很顯然他們會在那邊被槍決。」他也感傷地說：「在那時間有一代的台灣人領導階層被消失了。接著就是很突然的寂靜，沒有被害的人噤聲不敢說話。直到新一代的台灣人成長出來，就是這些被殺的人的兒女、姪子、甥女。」〔38〕我的父親王育霖檢察官不幸在二二八慘案中，被國民黨謀殺滅屍。我也就努力報導二二八的加害者罪迹，及為台灣的民主和自由奮鬥。

3月11日中統局報給蔣介石的情報指出：「9、10兩日國軍絡續開到，警察及警備部軍士即施行報復手段，毆打及拘捕暴徒，台民恐慌異常。」［39］國民黨的軍隊稱為國民革命軍，簡稱為國軍，其實為黨軍，直到1947年12月24日才改為國家的軍隊。他們在台灣展開報復行動，在基隆還沒上岸就用機關槍掃射，浮屍遍佈基隆港，殺向台北，及繼續往中南部及東部挺進。警備總司令陳儀所領導的軍隊，報復性地胡亂殺人，把台灣民眾當成敵人，台灣人「恐慌異常」。

蔣介石看到這些情報，擔心黨軍的「報復手段」會遭受輿論的指責，也就於3月13日電令陳儀：「請兄負責嚴禁軍政人員施行報復，否則以抗令論罪。」因之陳儀才停止無差別的瘋狂屠殺，但是台灣人已經死傷纍纍了。［40］沒有一個軍政人員由於「施行報復」，而遭受處分，顯然他們的行動是蔣介石所允許的。

三位監察委員的見證

3月8日下午隨軍隊抵達台灣的監察委員楊亮功，看見陳儀的軍隊報復性地屠殺台灣人，於10日見到陳儀時，就要他告誡部下「不得任意放槍」、「不可採取報復行動」等。楊亮功在3月13日更致電監察院長于右任謂：「地方政府濫事拘捕 ，人心惶惶。擬請轉陳中央嚴令地方政府不得採取報復行動，必須注意下列兩點：（一）非直接參加事件者不得逮捕；（二）處理人犯須依法律程序。」監察委員楊亮功明確指出，陳儀的軍隊「採取報復行動」，而且胡亂逮捕，不照法律程序。［41〕

監察委員何漢文也在 1947年3月22日從上海坐飛機到台灣調查二二八慘案。他寫了一篇〈台灣二二八事件見聞記〉，對於死傷的人數有一些初步的估計。他的報告說：「這場屠殺一直繼續到3月中旬以後才逐漸停止。…當時被屠殺得最慘的是台北、高雄、基隆、台中、嘉義、屏東等地。據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對我說 ：『從3月2日 到13日 ，高雄市在武裝暴動中被擊斃的暴民，初步估計大約在兩千五百人以上』。據基隆要塞司令史宏熹說：『基隆大約死了一千人左右』。 台中、嘉義的起義人民和軍警鬥了三天。據台中市長黃克立、嘉義市長陳東生的報告，單在市區郊收埋的屍首，在台中竟有八百多具，嘉義有七百多具。…據楊亮功和台灣監察使署人員的調查估計，台北市民死亡在五百人以上。屏東市民因為和憲兵隊幾天的戰鬥，據市長龔履端的報告，市民共計死了四、五百人。此外各縣市在武裝起義鬥爭中，死亡大多在數百以上。 在軍事大屠殺以後，接著由黨、政、軍、憲、警聯合實行全面大搜捕，加以秘密殺害，這樣被殺害的人民當不下千數。…所以總計台灣同胞在這次起義中死亡的，最少有七、八千人，連同受傷的，估計當在一萬人以上。」［42］

3月27日抵達台灣調查的監察委員丘念台，在4月11日給院長于右任的報告，他分析二二八的近因是「官吏非良」和「政治未當」，並非共黨、日僑、流氓、散兵有所預謀，「3月8日以後，軍警擴大屠殺」，［43］以及「今台省官吏，已以私鄙疏昧禍台，幸勿再任令以武力失台。」〔44〕監察委員何漢文和丘念台都把二二八慘案定調為「屠殺」。

當年何漢文訪談軍政負責人，得到的結論是「死亡最少有七、八千人」，但那是初步估計，實際上受害人數會更多。第二十一師的報告說：從3月8日登陸至31日，共用約二十萬發子彈、一千二百顆手榴彈及七百發砲彈。［45］這麼多的槍彈打在台灣人的身上，死傷當然難以計數。比較可靠的估計是依據行政院所屬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所出版的〈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估計因二二八慘案死亡的人數在一萬八千至二萬八千人之間。〔46〕令人驚訝的是，國防部長白崇禧在台灣督導軍隊及宣慰十六天後，在1947年4月6日的〈宣慰台灣報告書〉却總結，包括公教人員及人民（外省人及台灣人）共只死亡三百零四人。〔47〕如果扣除楊亮功的報告所提，外省公教人員死亡三十三人，台灣人就只死二百七十一人，顯然白崇禧意圖欺騙，掩飾軍隊屠殺台灣人的殘酷事實。

三位監察委員在二二八發生後很快來到台灣調查，從他們親身經歷的報告可以看出二二八的慘狀。國民黨台灣省黨部主任委員李翼中也證明，陳儀「大動殺機」。［48］這些國民黨官員明確指證，陳儀犯了「報復性大屠殺」之罪。

陳儀重用軍統和流氓

軍統局早就很注意台灣，1941年8月成立台灣直屬組，派陳友欽為組長，進駐香港，但因香港被日本人攻占而撤回。1942年8月軍統局成立另一個台灣直屬組，以翁俊明任組長，黃昭明副之。不料1943年11月18日晚間，翁俊明飲酒後中毒，在福建漳州去世，享年52歲。可能遭到毒殺，嫌疑人有副組長黃昭明或日方間諜。翁俊明死後，該台灣直屬組併入軍統局陳達元少將所主持的閩南站。

大戰一結束，陳逹元就派黃昭明和張士德隨美軍人員由廈門出發，於1945年9月1日第一批抵達台灣。1935年陳逸松在廈門開設法律事務所時，就已認識陳達元，同是福建省漳浦縣的宗親，算起來陳達元還是陳逸松的姪子。張士德依照陳達元的指示，立即找上陳逸松，吸收陳逸松進入軍統局的組織。張士德派陳逸松組織青年人，用以監視還在台灣的日本人之舉動，並且任命他為三民主義青年團台灣區團部台北分團籌備處幹事兼主任。軍統局可以經過三民主義青年團吸收人員，也可掩護特務的身份。台大陳翠蓮教授的報告〈「祖國」的政治試煉：陳逸松、劉明與軍統局〉明確指出：「戰後初期，陳逸松因此成為軍統在台展開接收準備與特務部署的起點。」〔49〕同月陳達元也來到台灣，擔任警備總部調查室主任及軍統局台灣站長。

曾任軍統局廈門站長的連謀於1945年11月建議陳儀成立「義勇糾察總隊」，協助政府維持治安，由於符合陳儀在上海利用黑社會的經驗，而為陳儀所接受。劉明擔任總隊長，副總隊長黃昭明，經費由劉明的振山實業公司捐助。實際上這是一群流氓和浪人，為非作歹，市民多有怨言，後來不得不解散。［50］

蔣介石的另一個特務系統中統局則設在台灣憲兵司令部和國民黨台灣省黨部內。省黨部設立「台灣調查統計室」，各地有分支機構及招募調查員，很多調查員屬流氓或地方角頭，負責收集情資。

1947年2月28日台灣人起來抗爭，保密局台灣站長林頂立當天立即召集許德輝等十三位流氓和角頭開會，該晚並率領代表晉見陳儀，陳儀當面准許創立「忠義服務隊」，並任命許德輝為總隊長。許德輝是一位甲級流氓，但也是保密局台灣站的通訊員。3月2日警備總部柯遠芬透露：「找可靠而有力量之台胞許德輝等，出來組織忠義服務隊，一面希冀分散不法行動之台胞力量，一面暗地協助政府推進工作。」［51］

由〈許德輝呈毛人鳳－台灣二二八事變反間工作報告書〉，明白透露情治單位利用黑道製造混亂的內幕。〔52〕當時民報記者吳濁流報導說：「擾亂並分化民眾，還燒毀外省人的商店， 毆打外省人，造成中央派兵鎮壓的藉口。」〔53〕許德輝其利用忠義服務隊為掩護，大肆猖獗、公然打劫、威脅善良、結隊橫行、假公濟私、勒索暗殺；企圖擾亂並分化民眾，燒毀外省人商店，毆打外省人，造成中 央派兵鎮壓的藉口，充分顯示情治人員在事件中煽風點火，製造混亂的詭異角色。陳儀利用這群台灣黑社會份子來對付及分化抗爭的台灣人，足證陳儀確實是老奸巨滑。

陳儀在福建時，軍統閩北站站長張超企圖謀叛陳儀，被陳儀借機槍殺，引起軍統領導人戴笠極端的不滿 。〔54〕 陳儀精於權謀，把用來監視他的軍統人員，收編及重用，成為心腹，化解軍統的疑慮。軍統局陳達元少將原出任台灣警備總部調查室主任，也是軍統局台灣站長，後來陳儀把他升為行政長官公署參事，當陳儀的參謀。另外柯遠芬（警備總司令部參謀長）、張慕陶（憲兵第四團長）、劉啓光（台灣行政長官公署秘書及新竹縣長）、李萬居（出任台灣新生報社長，後升為董事長）等也都屬於軍統，為陳儀所重用，他們在二二八時發揮極大的作用。軍統局在1946年8月改組為保密局，林頂立繼任為保密局台灣站長。1947年2月5日陳儀更親筆題名，保密局的陳逸松擔任台灣省工礦公司董事，陳逸松是該公司董監事中唯一台灣籍。陳儀也與保密局合作，共同成立別働隊，用來謀害台灣菁英。

陳儀要徹底剪除受過日本教育的台灣菁英

3月6日陳儀給蔣介石的長篇報告也說 ：「職以為，職到台灣以後，如對於日本時代御用紳士等，徹底剪除， 一面台灣兵力比較雄厚，此次事情不至擴大至此」。3月11日陳儀的電報再次強調：「並擬徹底清除奸黨倭奴禍根」。「日本時代御用紳士」以及「倭奴禍根」都是指受過日本教育的台灣知識份子，亦即台灣菁英。沒想到陳儀一到台灣就立意要「徹底剪除」台灣菁英，果然導致很多台灣菁英在二二八慘案中被害。陳儀確實是殘酷無情，是一個殺人魔。

由於陳逸松和劉明曾在二二八處理委員會大肆活動，又是有錢的台灣人，就一再有人密告他們兩人。1948年5月更有人向南京保密局密告，台灣警備總司令部情報處長姚虎臣特在1948年7月15日寫了一封信回報，詳細說明這兩員的真正身分：「關於劉明參加叛亂一案，頃據陳達元同志電稱：略以該劉明與參政員陳逸松二人於3月4日應邀出助敉亂，經報秉獲陳長官兼總司令核准運用，並於3月6日奉陳兼總司令派為總部別働隊副司令有案。無日均與弟密取聯絡，並著日將工作情形彙交弟轉報長官；迨國軍登陸援救，該員復奉陳兼總司令手令，協助弟緝捕奸逆，表現至佳。白部長返京之日，陳長官且條派姚副官親到弟寓查取該員簡歷，荐充新任台省府委。所傳參加叛亂，確非事實。」〔55〕。

1952年曾任中國國民黨台灣省黨部主委李翼中在他的〈帽簷述事〉一書也批露：「警備總司令部（3月9日）6時宣佈戒嚴，於是軍事佈署略定，特設別働隊，林頂立為隊長，劉明、李清波副之，陳逸松為參謀長，張克敏、高欽北、周達鵬為大隊長。」〔56〕以上這兩份史料明確證明陳逸松在別働隊有領導地位，不是副司令，就是參謀長。別働隊意即特別行動隊，軍統局設許多別働隊，專做暗殺、縱火、爆破、綁架、逮捕等各種恐怖活動。

陳儀派陳逸松、劉明滲透二二八處理委員會

二二八發生後，台灣有識之士立即於1947年3月1日上午10時在中山堂成立「緝煙血案調查委員會」，會中決議推派代表晉見陳儀，提出由官民共同組織處理委員會的請求。經由陳儀的同意，乃於3月2日下午2時在台北市成立「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簡稱處委會）的籌備會，為了向陳儀提出改革的要求。軍統局的陳達元少將那時擔任行政長官公署簡任參事，亦即陳儀的參謀。姚虎臣的信說明，陳達元得到陳儀的核准，於3月4日「運用」

劉明和陳逸松這兩位特務進入處委會進行反間工作。陳儀更於3月6日在警備總部成立別働隊，派林頂立擔任司令及派劉明和陳逸松擔任副司令。

陳逸松天天參加處委會開會，把發生的事情每日向陳達元報告，再由陳達元轉報陳儀。陳逸松是律師，也就參與起草處委會的組織大綱和對政府的要求。3月5日下午4時，陳逸松主持會議，通過「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組織大綱」及「八項政治根本改革方案」。蔣渭川批評：「處委會被陳逸松、劉明及特權人士一手包辦、把持。」陳逸松為處委會的常務委員，委員會下設處理局與政務局，陳逸松更兼任政務局長。劉明則參與台灣省自治青年同盟，激勵青年積極奮鬥，且聲明願意支付所需資金。在混亂中，處委會的處理大綱增加到四十二條，於3月7日完成。其後，國民黨就利用這些處理大綱，誣蔑台灣人意圖叛國及奪取政權，做為軍事鎮壓台灣人的藉口。〔57〕蔣介石和陳儀可以不接受這些要求，沒有理由展開大屠殺。

3月8日陳儀報告蔣介石關於二二八處理委員會來見他的事情，他特別誇說：「處理委員會內部已起衝突，現正發生分化作用，一俟劉師長廿一師之一團開到台北，即擬著手清除奸匪叛徒，絕不容其遷延坐大 。」在軍統特務的運作下，果然分化了處理委員會。3月10日援軍已到達，陳儀就把他允許成立的處委會，誣陷為圖謀叛變，並報告：「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圖謀叛變，今已令撤銷。」

國民黨製作名冊，美麗的福爾摩沙為此流血

依照國民黨的運作，重要決策會先由黨部和從政黨員開會做決定，要殺害台灣菁英的決定應會如此。上述中統局1947年3月11日的情報也說：「台省黨部調統室曾建議警備部，應乘時消滅歹徒，並將名冊送去。警備部10日晚起開始行動，肅清市內奸徒。」這個情報證明，從3月10日晚起，照省黨部的名冊逮捕及謀殺台灣菁英。「乘時消滅歹徒」證明台灣省黨部藉着二二八的動亂，乘機謀殺無辜的台灣菁英。一般來說，名單是單頁，名冊是很多頁訂成一本。外省官員剛來台灣，不瞭解台灣的內情，台灣省黨部內的半山們才知道誰是台灣的菁英。吳濁流在〈台灣連翹〉記載，1973年底曾出任國民黨省黨部指導員的彭德向他透露說：「（二二八）被捕的黑名單上台灣人二百多名，…是從重慶回來的半山幹的，他們是劉啓光、林頂立、游彌堅、

連震東、黄朝琴等人。」吳濁流也感慨地說：「只因這份黑名單，悲劇的歷史上演了，美麗的福爾摩沙為此流血。」

那時屬於訓政時期，以黨領政及以黨領軍。省黨部主委李翼中本來計劃在3月6日飛去南京，要攜帶陳儀的信，向蔣介石當面報告二二八的情形及請求派兵來台灣。既然是這種企圖殺害二百多位台灣菁英的重大事情，李翼中應該會在3月6日或之前，親自把台灣省黨部所製作的這本台灣菁英的名冊轉交陳儀，要求他執行逮捕，但因6日沒有飛機班次，才改在7日成行。這就解釋為什麼陳儀會在3月6日成立別働隊，預備來執行逮捕及殺害的工作。

警備總部參謀長柯遠芬在他的口述紀錄說：「3月9日陳長官宣布全省戒嚴後，陳儀就下令由憲兵張慕陶團長主其事，警總調查室、軍統局台北站協助之，緝捕為首陰謀份子。」、「逮捕人犯係由軍統局林頂立成立特別行動隊及張慕陶憲兵團成立特高組，會商後立即進行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動。」和「不過，陳長官將逮捕名單交與張慕陶，囑其不可告知上述單位以外人員，而由陳長官直接向蔣主席負責。」〔58〕這些報告證明陳儀主導逮捕及殺害台灣菁英的暴行。

當時擔任警備總部副參謀長的范誦堯更特別指出：「林頂立成立特別行動隊與憲兵成立特高組，全面逮捕人犯。至於槍斃人犯，多由軍統局林頂立負責。」〔59〕憲兵來自中國，不懂台語，也不熟悉台灣的地址，但其特高組可以提供武力和人員；別働隊內的台灣人特務則負責帶路和辨認被逮者的身分。別働隊參與非法逮捕、拷問、槍斃及滅屍。林頂立身為別働隊司令負責對外聯繫及整個別働隊的策劃，實際工作應由副司令、參謀長等來執行，因此陳達元特別褒獎副司令劉明和陳逸松：「協助弟緝捕奸逆，表現至佳」。

二二八期間基隆外海及港內有非常多的浮屍，有些用鐵絲或是繩索綑縛，觸目驚心，慘絕人寰。前基隆要塞司令史宏熹在1980年6月寫信給前總統嚴家淦透露：基隆警察局長調查出，這許多浮屍「是台北憲兵幹的」及「憲兵由台北用貨車運來」。這麼多屍體極可能是台灣菁英被謀殺後，憲兵第四團的特高組負責滅屍，來掩飾謀殺的罪行。〔60〕

警備總司令陳儀從3月10日晚起，開始逮捕台灣菁英；他很謹慎，立即在隔天將依照名册已逮捕到的名單上報蔣介石。到3月13日逮捕到更多的人，又

補送一份較詳細的名單，也加上莫須有的罪名。陳儀在3月13日的信上同時向蔣介石請示：「台灣因非接戰區域，不能援用軍法。普通司法寬大緩慢，不足以懲巨兇，奸黨因得肆無忌憚。」及「司法手續緩慢，而台灣情況特殊，擬請暫時適用軍法，使得嚴懲奸黨分子，以滅亂源。」［61，見附圖］陳儀明知不可使用軍法，仍然要求違法「暫時適用軍法」。當時蔣介石並沒有回應，顯然留給即將來台灣的白崇禧國防部長處置。白崇禧於3月17日中午抵達台北，陳儀為了這些已經逮捕的台灣菁英，向白部長請示。白崇禧承認，他為了「鎮懾台灣人」，同意陳儀非法用「軍法自行審理」這些台灣人，亦即可以隨意處死犯人。〔62〕

嚴厲清鄉，追剿台灣人

白崇禧一到台灣就密切與當時在台灣的軍政首長見面及聽取簡報。更在3月20日上午10時召開重大軍事會議，由陳儀、柯遠芬、冷欣、葛敬恩、吳石、何孝元、郝中和等軍方要員參加。〔63〕白崇禧下令把台灣劃分為七個綏靖區（台北、基隆、新竹、中部、南部、東部與馬公）、派任七個司令官、並推動嚴厲的清鄉綏靖工作。陳儀當天下午立即對外公布七個綏靖區的設立，並發表「為實施清鄉告民眾書」〔見附圖〕，從隔天起為了「徹底肅清惡人」，而「實施清鄉」。［64］設立綏靖區是為了軍隊能分區有效清剿台灣人。清鄉利用連坐制度，稍有嫌疑就逮捕，羅織殺害更多台灣人。白崇禧剛到台灣的「國防部宣字第一號佈告」所說：「參與此次事變，或與此次事變有關之人員，除煽動暴動之共黨外，一律從寬免究。」全在騙台灣人。當年的慘狀可參照3月27日中統局局長葉秀峰呈送蔣介石的情報：「陳長官善後處置仍採高壓政策，凡稍涉事變嫌疑者每加毒殺，被害者已有四、五十人，對青年學生妄殺尤多，致使人心惶惑社會益形不安。」［65］4月1日美國大使司徒雷登也回報美國國務卿：「逮捕持續進行，槍決不斷，基隆港仍然有新的屍體打撈上岸。」〔66〕

4月11日陳儀在回報上層質疑他殺害台灣人時，公然說謊：「惟王添燈有於混亂中被擊斃命消息。各部部隊除迎擊攻擊機關要塞等暴徒外，絕無殺戮無辜之事。」及「查自二二八事件發生起至（3月）25日國軍一部到達之期間內，全省陷於混亂狀態，奸宄暴徒仇殺狙擊，無法防止。無論外省人及本省人，在此期內傷亡失蹤事件，迄今無從確報。」〔67〕不過王添燈的名字早就出現在陳儀於3月11日及13日呈報蔣介石已被逮捕的名單上，而且排在第一名，他是被陳儀謀殺滅屍的。〔見附圖〕陳儀殺了那麼多台灣人，卻謊稱「絕無殺戮無辜之事」和缷責給「奸宄暴徒仇殺狙擊」，中國官員之欺詐成性，實在令人嘆為觀止。

蔣介石獎賞陳儀浙江省長

當各界撻伐陳儀的聲音風起雲湧，而國防部長白崇禧也將於3月17日抵達台灣，會檢視陳儀在二二八的失誤，陳儀不得不在3月17日正式向蔣介石辭職。蔣介石在隔天立即批准請辭，並慰勉陳儀：「收復台灣，勞苦功高，不幸變故突起，致告倦勤，殊為遺憾，現擬勉從尊意」。不過陳儀竟然厚顔無恥，還想戀棧台灣行政長官的職位。他一手導演國大代表、參政員、省縣市參議會、各保甲長聯名，電呈中央挽留自身職位的戲碼。中統局葉秀峰 3月26日證實：「陳長官現策動游彌堅、劉啓光等發動聯名，向中央請求挽留，但威信已失，民心難服。」〔68〕

國民黨第六屆三中全會很快在3月22日決議，將陳儀「撤職查辦」。然而蔣介石不只認定陳儀不必負責，還出言辯護其「善盡職守」，甚至以「鎮壓叛亂異常出力」記大功二次給予嘉獎。後來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也向蔣介石提出備忘錄，批評陳儀的鎮壓不當，要求把陳儀撤職。〔69〕在輿論及美國的壓力下，陳儀也就必須離職。

1947年4月22日，行政院會議議決：撤銷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改為台灣省政府，任命魏道明為主席。5月11日，因二二八事件而被撤職之原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返回南京，改任國民政府顧問。5月12日，陳儀受到蔣介石召見及慰問，並共進午餐。5月16日，首任台灣省政府主席魏道明在台北宣誓就職，宣布解除戒嚴令，結束清鄉工作，廢除新聞、圖書及郵電檢查，撤銷交通及通訊機構之軍事管制，台幣與法幣之比率改為1比44。事實上，清鄉持續到1949年5月白色恐怖之始。

1948年6月30日，蔣介石竟然派陳儀出任浙江省主席。浙江省是蔣介石與陳儀的故鄉，而且比台灣大，這是升官，這也是對台灣人非常大的侮辱。顯然陳儀在二二八的所作所爲都符合蔣介石的心意，亦即蔣介石也須擔負陳儀在二二八的罪責。

1948年冬天，國民黨軍節節敗退，失去東北及華北，共產黨更意圖渡江南犯，陳儀當時任浙江省主席，在沈銘訓及其他共產黨徒勸說下，他竟然忘恩負義，企圖投降共產黨，想把上海、南京、杭州一帶交出，背叛蔣介石，換取他個人的利益。陳儀親筆寫下有關投降的八項準備工作和五條投降的條件，於1949年1月30日和2月1日，先後派他的外甥丁名楠及舊屬胡邦憲去煽惑京滬杭警備總司令湯恩伯將軍，勸他停止軍事行動，與陳儀共謀早日實現局部投降。丁名楠交信時還口頭傳達，希望湯「作傅作義，對共產黨局部和平」。湯恩伯有恩于陳儀，所以陳儀敢勸他投降。事實上湯不但密告，而且當陳儀被免職回到上海寓所，湯還命他的手下毛森帶人來繳械及軟禁，數日後由上海飛衢州拘禁，4月28日由衢州飛台北，幽禁於基隆要塞司令部。

1950年6月6日湯恩伯由軍法局局長親做筆錄，湯明白請求「維持陳的生命安全，指定一個地方叫他居住以了殘年」。顯然蔣介石不念與陳儀的舊情，不接受湯恩伯的請求，於6月14日總統府以代電回覆國防部「准處死刑可也」，6月18日上午6時予以槍決。值得注意的是，判決書所定的罪名是「煽惑軍人叛逃」，不是一般所說的「通匪叛國」。〔70〕陳儀被槍斃不是因為在二二八犯了滔天大罪，而是因為陳儀背叛蔣介石，不僅自己準備投共，還企圖策反京滬杭警備總司令湯恩伯。

結論

一個軍人最基本的要求是對他的長官以及所屬的政府忠誠，然而陳儀卻一再背叛。陳儀起初是一個清兵，但他背叛清朝，支持孫文的中華民國。令人難以理解的是，不到四年他竟然支持袁世凱稱帝，要建立獨裁的中華帝國，背叛中華民國，抛棄孫文的共和國理想。盧永祥讓陳儀回到軍事舞臺，任命他為浙江邊防司令，不久陳儀竟然背叛盧永祥，開門讓孫傳芳的軍隊很快從閩浙邊界，一路開到杭州。孫傳芳任命陳儀為第一師師長，後升為浙江省主席。陳儀看到蔣介石的北伐軍聲勢較大，他又背叛孫傳芳，跟隨蔣介石。到1949年中共節節勝利，他又要背叛蔣介石，去投共。縱觀陳儀的一生，竟然有五次背叛的紀錄，很可能是中國現代史軍政長官的最高背叛紀錄，足見陳儀是一個趨炎附勢、欺詐及自私的人。

昏庸無能的陳儀治理台灣僅僅一年四個月，居然弄得到處貪官污吏、經濟崩潰、民怨沖天。他把台灣看做次殖民地，搜刮物資去支持蔣介石的內戰，也不瞭解台灣民智已開，期待地方自治，在陳儀高壓無理的統治下，自然爆發了二二八的抗暴。陳儀不反省抗暴的原因，竟然以殘酷的血腥手段，採取報復性的大屠殺。他更把受過日本教育的台灣菁英，看做「倭奴禍根」，要「徹底剪除」，他下令軍統的別働隊及憲兵的特高組，非法謀殺很多台灣菁英。從1947年3月21日起，更發動嚴厲的清鄉，持續追殺參與二二八抗爭的台灣人。中國軍隊抵達台灣後，抗爭的台灣人大多逃逸，只有二、三個地方還有零星的反抗。國民黨可以不接受二二八處理委員會的要求，絕對沒有理由用屠殺來報復台灣人，而且這是在和平時期所發生的屠殺。可以看出來，這個大屠殺的目的是要給台灣人一個震撼教育，「殺雞儆猴」，讓台灣人再也不敢造反，果然其後四十年幾乎沒有反抗的聲音。二二八慘案殺死了一萬八千至二萬八千台灣人，陳儀可說是二二八最大的殺人魔。

(本報告發表於2022年12月11日風傳媒。)

註釋

1. 〈烙印著二二八的人－陳儀傳奇的一生〉，賴澤涵作，遠見雜誌，1991年1月。

2. 〈邪惡的開端：陳儀及其帶來的中國官場文化〉，司馬嘯青作，頁37 及92，玉山出版社出版，2018年3月。

3. 同注釋2，頁95。

4. 〈被出賣的台灣〉，葛超智作，陳榮成譯，頁75，前衛出版，2003年。

5. 二二八事件學術論文集，陳芳明編，頁117，台灣出版社，1988年11月。

6. 同注釋2，頁126。

7. 同注釋2，頁128。

8. 同注釋2，頁170。

9. 「派系政治與陳儀治台論」陳明通作，頁270，〈台灣光復初期歷史〉賴澤涵主編，1993年11月。

10. 〈激越與死滅〉黃惠君著，頁66，遠足文化出版，2017年2月。

11. 〈解讀二二八〉李筱峰著，頁46，玉山社出版，1998年1月。

12. 〈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頁109， 由行政院 228事件紀念基金會發行， 2006年2月。

13. 同注釋9，頁258。

14. 「為續報台民暴動經過情形」，載於〈台灣二二八事變經過及處理案〉，檔案管理局檔號：B5018230601/0036/563.3/4010/1-2/003。

15. 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二），頁57。

16. 「自由時報」1995年3月3日。

17. 〈二二八事件真相與轉型正義研究報告〉，頁246，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發行，2021年5月。

18. 同注釋15，頁71。

19. 同注釋15，頁92。

20. 同注釋15，頁144。

21. 同注釋15，頁68。

22. 〈蔣介石日記與二二八責任〉陳儀深作，自由時報，2008年9月12日。

23. 同注釋15，頁106。

24. 同注釋12，頁257。

25. 同注釋17，頁282。

26. 同注釋17，頁328。

27. 同注釋12，頁66。

28. 同注釋17，頁329。

29. 〈沉冤待雪的台灣二二八史〉黎中光作，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

30. 「廖德雄先生訪問紀錄」黃富三、許雪姬訪問，收錄於〈口述歷史（四）〉頁70，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

31. 同注釋17，頁281。

32. 同注釋15，頁147。

33. 同注釋17，頁319。

34. 國史館「蔣中正致杜胡宗南繼承等手令登記簿」，頁39。

35. 〈台灣二月革命〉林木順作，原作於1948年2月，前衛再出版於1995年7月。

36. 「族群衝突、官逼民反與報復屠殺——論二二八事件的性質定位」， 陳儀深作，收錄在〈二二八事件 60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人權與轉型正義〉，頁8-16，主辦單位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

37. 同注釋17，頁286。

38. 〈台灣對抗危機（The Taiwan Confrontation Crisis）〉葛超智作，頁61，英文，美國台灣人公共事務協會出版，1986。

39. 同注釋15，頁146。

40. 同注釋15，頁163。

41. 同注釋36，頁8-15。

42. 「台灣二二八事件見聞記」， 何漢文作，收錄於〈二二八事件學術論文集〉，陳芳明篇，頁239， 台灣出版社出版，1988年11月。

43. 「是報復屠殺 不是官逼民反」陳儀深作，自由時報，2007年1月23日。

44. 同注釋12，頁129。

45. 同注釋15，頁225。

46. 同注釋12，頁73。

47. 「止痛療傷－白崇禧與二二八」，白先勇、廖彥博合著，頁363，時報文化出版，2014年3月。

48. 「帽簷述事」李翼中作，收錄於〈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二） 〉，頁406。

49. 「『祖國』的政治試煉：陳逸松、劉明與軍統局」陳翠蓮作，錄於〈台灣史研究第21卷第3期〕，頁147，中央研究院，2014年9月。

50. 同注釋49，頁144。

51. 同注釋12，頁311。

52. 〈派系鬥爭與權謀政治－二二八悲劇的另一面向〉陳翠蓮作，時報出版，1900年1月。

53. 〈台灣連翹〉吳濁流作，頁187，草根出版，1995年7月 。

54. 同注釋9，頁253。

55. 同注釋49，頁137。

56. 同注釋48，頁388。

57. 〈陳逸松的兩面性〉王克雄作，刊於風傳媒，2022年5月8日。

58. 〈柯遠芬先生口述紀錄〉李宣鋒訪問，頁133。

59. 「警總副參謀長范誦堯珍貴口述」鄭履中作，載於《二二八事件文獻補錄》省文獻委員會編纂。

60. 「史宏熹致嚴家淦信」1980年6月，收錄於《嚴家淦總統文物》。

61. 同注釋15，頁166。

62. 同注釋15，頁352。

63. 台灣新生報，1947年3月21日。

64. 台灣歷史博物館展出「斯土斯民－台灣的故事」。

65. 同注釋15，頁230。

66. 「The Ambassador in China （Stuar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Apr. 1, 1947） in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7, The Far East-China, Vol. VII, pp.4

67. 同注釋15，頁234。

68. 同注釋15，頁230。

69. 〈二二八民變：台灣與蔣介石〉，楊逸舟作，前衛出版，1991年。

70. 〈陳儀槍決檔案解密〉陳儀深作，自由時報，2007年7月7日。